刺死辱母者案的背后：债奴、老赖、吸血现金贷……
从2016年开始，现金贷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疯狂燃烧。
一二线城市，以线上贷款端为主；而在三四线城市，却以线下贷款的方式，扎根颇深。“太原现金贷公司保守估计有60家，加上车贷，房贷公司，贷款公司总数得有几百家”，某信贷公司负责人称。现金贷在太原发展急速，就连小公司每月放款额，已从千万发展到上亿。
而这只是现金贷在疯狂蔓延的一个极小的缩影。据好贷网统计称，全国信贷员总数已达100万。
2年前，27岁的太原人黄晴，放弃了花80万才能买来的国企铁饭碗，跑去干现金贷。这在人脉四通八达的小城，迅速传成一个不小的新闻。家人强烈反对，周围的人也嘲讽“她疯了”。
而成为一名贷款销售员的黄晴，居然在一个月内狂挣4万块，并拖着她的弟弟、老公都离开国企，加入这行。这个家族“爆发式”年收入近百万。如今，她已是行业“大姐大”，每天在家带着孩子，打几个电话，就能搞定数万提成，俨然就是人生赢家。而依然在国企的同事们，辛苦坐班，每月只拿着3000出头的固定工资。
线上借贷，也正在互联网上呈现燎原趋势。
据一本财经不完全统计，线上现金贷平台已多达上千家，但一些公司为了拓展客群，会多个产品同时展业，因此活跃的现金贷平台，有几百家。
2014年，一家中型P2P平台，开始转型做现金贷。CEO张闯先将线下微额贷业务扩张到26家分店，而线上贷款端的团队，也扩张到几十人。从一百万资金起家，目前公司总资产已有十几个亿。张闯说：“带着公司进了现金贷行业后，公司立即起死回生，每年纯利润2千万。”
“我们就是零风控，行业都是如此干的，”张闯公司的借款页面，只需要自己手动输入“芝麻信用分、花呗额度、借呗额度、信用卡最高额度、借贷宝已借额度”，就可以借款。整个流程，也不需要第三方授权和验证。
张闯称，这个行业中，低于50%的放款率，那都算低的——而相比银行，一般通过率10%都不到。
“我们不关心风控，只要坏账率低于50%，我们就可以盈利”，张闯称，行业普遍的坏账率在20%以上，但依然暴利，“一家知名的大型平台，最开始的坏账率接近50%，居然每个月还可以挣3千万”。
如此的暴利，让所有的人杀红了眼。
不论是创业者还是投资人，都开始顿悟，现金贷是一个“很难不挣钱”的生意。
2月22日，深市上市公司二三四五发布2016业绩快报称，净利润为 1.1亿元。而其核心盈利的产品，来自“2345 贷款王”，去年12月发放贷款金额 14亿元。
这就是行业现状，小平台月放款金额上亿，大平台月放款十几亿，急速吸金，呈现燎原之势。
在产业链前端，似乎所有的人，都在这场金钱游戏中，赚得盆满钵满。
金融就是一场零和游戏，有人赢，则有人输。暴利吸取的，其实是借款人的“高息”血液。
“这个行业正在以畸形的方式发展”，该行业资深从业人员冯秉称。最可怕的，就是高破天际的利息。这些现金贷平台的贷款利息一旦按照正规的方式计算，就变得非常惊人了。
以苏银霞的贷款为例，借贷135万元，约定月利息10%，换算为年利息高达120%。
我国法律规定，年利率超过36%为高利贷，超过部分，不受到“法律保护”。
然而，正规银行对企业放贷的门槛较高，尤其是对于小微企业而言，申请到银行贷款难于登天。假设企业想向银行借贷100万，企业必须抵押评估价值为130万元的土地（以最高土地质押率80%计算）或者质押170万元市值的股票（以最高股票质押率60%计算）。
可是苏银霞的企业经营状况根本无法“正常”申请到银行贷款。
2015年，由于钢铁被明确为产能过剩行业，绝大部分钢企融资贵、续贷困难、授信规模压缩、涨息和抽贷等问题突出，“少数企业因限贷、抽贷已出现停产现象”。“很多民营钢企拿不到资金，以至于不得不借助影子银行等民间借贷；利率从12%到20%不等，融资成本平均达到15%。”新华社下属《经济参考报》报道称。
2016年2月至3月，苏银霞已经三度被法院列入失信人被执行名单。第一次为从2015年3月开始拖欠的租赁公司100万借款。系统显示，自2015年12月25日判决生效后，苏银霞“未履行”法院的判决。
失信至此，银行信贷再无可能。苏银霞的源大工贸公司甚至因涉险与其他公司互保，用非正当手段骗贷，被浦发银行柳城分行诉求法院冻结及查封其公司存款和资产。
王东目前在成都做民间借贷和债务清收，也就是催收中介。通过两年的经营，摸索出了比较“实用”的收帐方法，入围了几家稳定的金融机构会，逐渐进入这个灰色圈子。
他的营生主要靠一批能“打硬仗”的组织，成都话就叫“兄弟伙”。平时接触到一些不能通过正常手段处理的业务都交给“兄弟伙”处理，“兄弟伙”虽然收费高些，但是事情要简单很多。
王东说，高额利息不只是因为人们贪婪暴利。现金贷高利率的背后是高风险。
很多企业或个人在贷款之后依然拯救不了每况愈下的生意。这些企业，大多会逾期，赖账，甚至，骗贷。欠下3.5个亿跑路的江南皮革厂老板黄鹤是有现实原型的。
而谁来为他们买单？比他们更为优质的用户，用高额的利息，为这群老赖买单。这个暴利游戏中，吃亏永远是“老实人”。亦或说，没有能力跑路的“老赖”，被迫成了这个行业里待宰的“羔羊”。苏银霞显然属于这种“老实人”。
2016年靠着高额利息和天价逾期费，现金贷行业到了即便“坏账率不超过50%，就能盈利”的地步，迅速疯狂蔓延。而另一边，如苏银霞的借款人却在高额的利息下，被迫拖入黑洞深渊……
截止2016年5月，中国银行业不良率突破2%。
零壹研究院报告显示，2015年国内不良资产整体规模可达3.5到5万亿元。随着经济形势下行，这个数字，还会以每年10%的速度上升。虽是经济下行结下的苦果，但是这颗苦果，却形成了万亿级别市场，并催生了火热的催收产业链条——
前端，黑客收集欠债人的数据，只需400元，就能实时定位。只要客户提供欠债人的电话号码、姓名、身份证号，黑客就可以查到对方新换的电话、住址、公司，并可以实时定位。
这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，但是对于黑客而言，拿着用户数据，去社工库“滚一轮”，很有可能就知道对方常用的用户名和密码，登陆一些可以获取定位的生活类应用，如饿了么，美团等，就能知道对方位置。
除了定位，如果运气好，还能获取对方的淘宝账号、支付宝账号，“虽然不能转走资金，但却可以得知对方是否有还款能力”。
这两年，催收行业的火热，让黑客收入大幅度增加。“大部分，是P2P公司，也有消费金融、信用卡还款，还有追查携款潜逃的公司老板”。
中端，电催员先通过电话、短信“温柔”告知后，就使用“呼死你”等软件，打到欠款人手机瘫痪，甚至给欠款人所有的亲朋好友打电话，发送多条辱骂骚扰短信。从温柔到高压，就是一场心理攻防战。
“我一天会给同一个客户打20个电话，反复提醒，如果他不接电话，或挂断，我会持续打”，林程是一家P2P公司的电催专员，他们有一整套的“话术手册”，应对客户的各种推诿和拒绝。
然而，如果温柔催收无效后，高压手段就开始出现。林程说，他们会在市面上购买一些“呼死你”软件，通过网络软件持续给欠款人拨打电话，“直到对方手机瘫痪”。
这还不是最黑暗的招数。“我们会给他的亲朋好友，甚至前男女朋友打电话，让他身边所有的人，都知道他欠钱”。林程透露，借款金额不高的用户，都会在公司给亲人朋友施压后还钱，“实在丢不起那个人”，然而对高额欠款的人，催收效果则大打折扣。
后端，上门催收则无所不能了。行业惯例，低于5万之下的催收，通常催收员上门正规操作，就有可能催回；而5万之上的市场，则被各地的黑社会垄断。通常，到了需要上门催收的地步，一般都是逾期3个月以上，经过多轮“电催”清洗的单子。也就是说，剩下的都是最难啃的骨头。
大部分的公司都将这些坏账放弃，愿意支付高额的“提成返佣”，多少有点死马当成活马医的心理。
行业通常的做法是，要回来多少钱，就可从中提成50%，有些甚至高达90%。譬如10万滚成100万的欠款，借贷公司将该单子以10万价格卖给当地的地头蛇，黑社会若成功收清，一单能挣到90万。
实际上，暴力催收的回收率，要远远高于正常催收。
“这些逾期3个月以上的单，正常催收的回收率是5%到7%，而暴力手段，可以到30%以上，但时间周期也会很长”，李晓炜称。
某催收团队提供的催收回收率显示，利率低于24%的贷款，180天的催收周期，最高可高达86%；而利率高于24%的贷款，180天催收周期，最高可达48%。对他们来说，绝非上门一次就能催回，需要不断施压。但是高额的回报率已足以让这些人铤而走险。
很多被上门催收的欠款人家门口被各种血红的大字涂满：“还钱”、“杀”，甚至一些“不堪入目的脏字”。有的催收团队直接将欠款人拖上面包车，带到一个偏远的地方或小宾馆，“不打电话叫人来送钱，就不放他回去”。
前一段时间引起公愤的“裸条”事件，也是这些催收团队变现的方式之一。
更有甚者组建了艾滋病催债队，进行“高压心理战”。来自某村的艾滋病催债队组织人陈田已总结出完整一套“催债方法”。
前几年，湖南一个大老板欠了巨额欠款，他带领十几个队员闯入老板办公室，亮出小红本，其威慑力，“比啥证都好使”，所有的人像避瘟疫一样缩到一边。实际上，小红本是艾滋病医疗救治办公室发给患者的，相当于艾滋病人的“身份证明”。队员们往办公室里安静一坐，拉出“欠债还钱”的横幅，就如一个毒气场，所有人绕道而行。
最开始，保安还会上来驱赶。队员们作势，卷卷袖子。保安就不敢再往前一步。“就算他们再忠心，也不会为了老板命都不要”，陈田说，“这就是一场心理战，我们在这里一坐，所有人的心理压力一点点增加”。有些队员还会不定期“佯装”发病，在地上打滚干呕，口吐白沫，“周围的人吓得脸色惨白”。
陈田红几乎断言，没有两天他们就可以收工了——这种表情他看过太多，这是思想高压已达到顶峰时的面部扭曲。果不其然，两天后，他们每个人拿着两三千的佣金，坐火车返乡。
而像陈田一样的催债队，在全国并不少见。他们受雇于前文提到的王东的催收团队，这些黑社会接到活之后，再来找陈田他们作“獠牙”。
“我们这行也有规矩，人死债清。”王东这样说。
“其中一个是小企业老板，债上借债，利滚利，最后到了300万，还不上了，他就带着媳妇在宾馆上吊自杀。”
据中青网报道，2016年8月2日下午13时，河南省方城县居民李志国走上自家楼顶，最后一次拨通110，然后跳楼、摔死。此前的七天里，十几人带着棍棒住进了李志国家，七天里他不能出屋一步，一帮人轮流辱骂，一刻不停的不让他闭眼睡觉。困得合上眼就拍脸叫醒，继续辱骂。而且反复威胁他：“你要么还钱，要么死。”
这个金钱场，最冰冷的底线，居然是死亡。
对于王东来说，这样的人，他丝毫不同情，“都是从社会最底层往上爬，我也不在乎这个行业所谓的负罪感。”
美国国会早在1977年就通过了《公平债务催收法》（FDCPA），其立法目的就是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，防止消费者受到债务催收人不公平债务催收行为的侵害，另外对不公平的债务催收人给予严厉的处罚，让道德的债务催收人在公平的市场环境下蓬勃发展。
而我国对民间收债的监管还停留在禁止非法收债的简单粗暴规定，监管制度的不完善不仅导致合法的债务催收行为游走在法律边缘，无法发挥其制度功能，也不利于对不公平收债行为的规范与打击。
这个逆势繁荣的催收行业，已呈现极端扭曲、可憎的一面。一直呼唤的“文明催收”、“绿色催收”，在高额的返佣面前，变得细若蚊蝇。（金融城整理自一本财经、澎湃新闻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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